"钻石突变"这个名字，曾让不少肺癌患者误以为是一种"幸运"。事实上恰恰相反——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恶性程度高、疾病进展快、脑转移风险大，一度预后极差。之所以被称为"钻石"，是因为医学界恰好找到了对付这一靶点的利器。
2026年ASCO年会公布的CROWN研究7年随访数据显示，第三代ALK抑制剂洛拉替尼一线治疗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仍未达到，7年无进展生存率超55%，创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迄今最长无进展生存期纪录。
这意味着，超过半数患者在接受一线治疗后7年仍未见疾病进展。曾经"活不过一年"的晚期肺癌，正逐渐被纳入慢性病管理的范畴。生存时间的显著延长，也催生了诸多全新的医学与社会课题。
近日，广东省人民医院首席专家、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名誉所长吴一龙教授接受南方+采访时，从CROWN研究的里程碑数据出发，解析ALK阳性肺癌诊疗格局之变，以及长生存时代必须面对的新命题。
七年不进展，一半以上晚期患者做到了
ALK阳性突变在肺癌中占比约3%-6%，属于相对小众的亚型，但由于基数大，患者绝对数量不容忽视。且该类型肿瘤进展快、恶性程度高、脑转移风险高，过去患者面临的是极为凶险的局面。
回顾治疗演进历程，从第一代ALK抑制剂克唑替尼中位PFS仅约10个月，到第二代提升至约34个月，再到第三代洛拉替尼将这一数字推向7年仍未触及终点，药物迭代带来的生存获益，在实体瘤靶向治疗史上极为罕见。
“七年的机会，最关键在头两年”。吴一龙教授分析上述研究时指出，在头两年未进展的患者中，有79%在第七年时仍未发生进展，这意味着如果患者头两年能挺过去，后面的生存曲线就会趋于平缓。“我们估算，按当前趋势走下去，十年后预计仍有约50%的患者保持疾病无进展状态。”
他透露，团队正在设计新的临床试验，试图在头两年识别出高危患者，给他们更强的联合治疗，“让那30%—40%可能早期进展的患者，也能争取到长生存的机会。”
CROWN研究中，最令临床医生振奋的另一项数据，是对脑转移的控制：基线无脑转移的患者，30个月后未再观察到新发颅内进展。7年颅内无进展生存率，超过90%。
对患者而言，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？吴一龙教授用一句话概括：“我跟病人讲，不必等出现脑转移了再治，要在一开始没有脑转移的时候就用上好药。”
长生存后的新问题：“我能不能生孩子？”
当晚期肺癌逐渐变成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，新的挑战也随之浮现。吴一龙发现，这两年肿瘤医生圈子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：大家开始认真听患者在说什么了。
他提到，一位三年前患上肺癌的美国同行医生，把自己的求医经历写成文章，里面有一句话触动了他：医生总说副作用“可管理”，意思是医生能处理；但放在病人身上，问题是“我能不能耐受”。“他告诉我们，不能只从医生的角度出发，必须重新想一想病人自己到底是什么感受。”今年美国肿瘤临床学会年会的主旨报告，同样把医生或亲属患癌后的真实体验摆上了台面。
在广东省肺癌研究所举办的“倾听”患者活动中，一个年轻女性患者的问题让吴一龙印象深刻：“我能不能生孩子？”
“按过去的想法，很简单——得了这个病就别想生孩子了，活下去就行。”但这位患者已经活了七年，也许还能活更久，生育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吴一龙坦言，研究所在这方面只有零星的成功个例，“她提出来之后我就在想，她的心声是这样的，我们怎么保证她怀孕期间疾病不复发、不进展？这都是医生要回答的问题。”
让患者活得更长，是第一步。让他们在漫长的生存期里回归社会、正常工作、拥有家庭，正在成为肿瘤治疗的下一个必答题。
MDT门诊：吃了七年的药，能不能停？
不久前，广东省人民医院开设了国内首个专门针对ALK阳性突变肺癌的多学科门诊（MDT）。
吴一龙解释了背后的逻辑：早在疫情之前，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已经将医生按不同驱动基因突变进行专业分工，每个医生专攻一种分子类型的肺癌，开设了对应的分子门诊。这一模式在国内是首创。
但当患者活到了七年甚至更长，情况变得更复杂了——病灶缩小到只剩一点，要不要加一次局部放疗？某个部位出现孤立的小转移灶，是不是可以做手术拿掉？吃了七年的药，能不能试着停一停？
“这些决定不能由一个内科医生单独做，需要放疗科、外科、病理科的人坐在一起。”吴一龙教授解释，这正是从分子门诊发展到多学科门诊的原因。
对于这种模式能不能在基层医院复制，吴一龙直言，目前很多地方的多学科会诊存在形式主义，“几个人坐下来聊一聊就叫MDT了，实际不是这样的”。他指出，真正的多学科门诊需要两个核心：一个能把各方意见汇总后拍板的“灵魂人物”，以及一套能追踪决策效果、反馈修正的机制。“理论上完全可以复制，但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。”
少数人的奇迹，正在照亮更多人
ALK突变是小众靶点，但吴一龙认为，它所走通的路对肺癌整体精准治疗有深刻启示。
“一个最根本的科学启示是：只有把耐药机制搞清楚，不断改进分子结构，才能造出一代比一代好的药。我们现在看到，ROS1突变的四年无进展生存率也到了百分之四十几，EGFR突变这条路上也在往前走。”这条路已经被证明是走得通的。
还有一个启示，面向的是制药行业。吴一龙透露，当年CROWN研究拿到五年数据后，一度有声音认为可以就此结束随访。但核心专家组坚持做下去。“我说，我们要追踪到七年、八年甚至十年。这句话讲起来简单，但是每个病人的随访、数据管理，投入是非常大的。”正是这种投入，让医学界今天能看到七年的曲线会走向哪里，也才能据此调整当下的临床决策。
“健康中国2030”提出癌症总体五年生存率提高到46.6%的目标。对于实现这一目标，吴一龙说自己是乐观的。他把肺癌患者分成两类：有驱动基因改变的占约40%，“这批人活过五年，早做到了”；没有驱动基因的，随着免疫治疗、抗体偶联药物、双特异性抗体等新手段加入，五年生存率也在从30%向40%迈进。“当初提出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信心并不大，手里的武器不多。但到了今天，我们已经完全有信心。”
